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xinwen】

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并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关键词： 船山；历史回顾；湘人；学术争鸣

纵观一百余年来的船山学研究，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人们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去认识船山、研究船山、塑造船山。基本上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正是这种需要，使得船山研究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由各取所需到全面深刻与整体宏观来认识船山，使船山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一门带有国际性影响的显学——船山学。

一、湘人的推戴，船山走向全国

对船山著作的研究应从清末开始。康熙年间任湖广学政的潘宗洛为夫之作传，“余为船山先生立传贻史馆。以稿授其嗣王生虎止。”（《船山全书》第十六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６，５２１，以下凡出自此书，仅注页码）船山个人传记传入史馆。乾隆三十七年，湖南长沙人余廷灿任翰林院检讨，三通馆纂修，为船山写作了另一传记。其时，清政府在进行了一系列文字狱之后，为收买人心，开始收录前人著作。要求各省送呈地方儒士著作，船山之书三十种列入《四库全书提要》。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任职史馆时（约１８０４年前后）修《国史儒林传》，船山成为清史中一百余儒林中的一员，名声始闻天下。

曾国藩兄弟为船山学的研究开启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他们印刷出版了船山著作。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礼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４１８——４１９。）曾国藩以为船山之书就是仁礼之书。自孔孟之后，仁礼已丧失殆尽，直至宋儒才开始恢复，而船山是继宋儒之后的明礼之大仁者。

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完成将船山跻身于清初五大名人学者行列的任务，至清末则更跻身三大儒，入祀孔庙。

曾氏兄弟将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梅勿庵相提并论。湘潭欧阳兆熊认为船山超过黄宗羲等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５７６）湘阴人郭嵩焘在向清光绪帝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中说：“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５８２）他还说：“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世，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让船山陪祭孔子是湘潭人欧阳兆熊最先提出。曾国藩十分赞成，他说：“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５５７）湘潭人赵启霖于光绪三十二年以折《请三大儒从祀折》上奏，第二年（１９０７年）获准以三人从祀文庙，这可以说是清代船山由默默无闻走上神坛的最后一步。上奏称：“奏为请将国初大儒从祀孔庙，以光道学而崇国粹。……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尚有三人，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７８１）

船山由衡阳走向全国，与深层次的恋乡文化情绪密有关。无论是曾氏兄弟还是其他湘人，他们从湖南人出发，从政治、文化上提升湖南人的品位。如郭嵩焘奏稿所说：“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从祀成案……应恳天恩，饬下湖南抚臣、湖南学臣查开王夫之学行本末事实具奏。”（５８３）而刻书的欧阳兆熊则说：“乡人之意，以为湖南之书，须湖南人捐刊为是，其言亦颇近理。”（５７９）郭嵩焘还在《船山祠碑记》中说：“吾楚幸得周子（周敦颐）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５８４）

二、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民族革命的理论依据

从清末开始以至进入民国，国民政府及湖南籍人士，继续对船山著作进行搜集与整理出版，并对船山作全新的认识，他们以船山思想为武器，进行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推翻专制主义皇权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说：“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元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奉先烈遗志，报九世之仇，为争自由争人道而死者，实一千二百万人。”

为了推翻满清王朝，革命党人利用民族矛盾，激起汉民族广大人民的义愤，掀起革命高潮，在《东方杂志》中发表大量革命文章，借用了船山民族主义并注入革命思想，用夫之民族观来诠释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创办于１９０４年的《东方杂志》，创办于１９０９年的《国粹学报》其办刊的宗旨就是“保种、爱国、存学”，刊登船山的文章与船山画像，宣传反清。章炳麟说：“当秦汉以后，中国之君而犹若是，况异类乎彼弃其戈壁，而盗居吾膏腴，则践人土地。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盗食吾菽杰，则食我毛也。”（７８６）

章炳麟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说：“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８０１）当时湖南人如杨毓麟、杨度、杨昌济、蔡锷之辈，莫不大言新湖南、盛赞船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其名言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８０８）

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在于驱逐满清反动政权，也在驱逐西方殖民主义者。杨昌济就说：“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远过于汉族前日之所曾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为家，遂无须民族主义也。”（８１６）提出以五族为一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真正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来研究，应当是梁启超。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就专门从学术上论证船山，这可以说是让船山由曾国藩等的儒家仁义礼智之儒士转向学者的起点，开始了真正的船山学术研究之先声。梁启超研读船山著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认识船山，他将船山列入新旧学派的过渡者五人之一，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习斋、刘继庄。

梁启超在１９２４年之际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船山的贡献主要是哲学的。他受谭嗣同影响，也应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就说过：“王船山终身不剃头，发挥正蒙及通鉴甚精，以心学之儒而转为经学之师。”（７１０）康心中的船山是儒士，是经师。谭嗣同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其下小注云：“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同上７１２）谭心中的船山是思想家，其思想之震憾人心空前绝后。他的《仁学》一书，谈天理人欲，都不离船山，说变法、谈改革也不离船山。其曰：“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７２１）又曰：“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７１５）成为康梁变法的理论依据之一。

《船山学社》的成立，《船山学报》的发行，一些著名的报刊，如《国粹》、《国粹学报》、《民报》甚至《小说月报》都在大肆宣传船山。特别是《船山学报》，更是专门期刊，对于传播船山思想与船山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立《船山学社》与《船山学报》的浏阳人刘人熙为清朝进士，地方大员，他早在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就盛赞船山，倾向改革。他说：“自程朱之后，未有盛于衡阳王子者也。”（８７５）辛亥革命后于湖南任事。他于民国三年在长沙创船山学社，任社长。民国四年出《船山学报》，虽然仅出八期，但对于推动船山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为什么要创立《船山学报》，他说是为了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忧中国可能之亡，“欲免奴隶牛马之厄运”。而“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 “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以新吾湘”（８７２——８７４）在此他提出一个新名词，即船山之学，后来演变为船山学。熊十力大约于１９１８年写作《心书》时，称“遂名船山学”。（９８１）王永祥１９３４年写作的《船山学谱》也提出此名。使研究船山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民初船山学社的创立，开启一代学者对船山学术的真正探讨。如果说梁启超仅仅是个人之研究，则船山学社就是一个群体，一代哲人。他们所做的是对船山的广泛而全面研究。民国期间对船山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进行分学科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谈到西方学科分类对中国影响，举谭嗣同为例，谭认为“算学虽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格致虽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于是蔡认为“那时候西洋输入的科学，固然很不完备，但谭氏已经根据这些科学，证明哲理，可谓卓识。”（８８７）

将船山学划分为不同学科进行研究，使船山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梁启超写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的《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方面，他称自明亡以来是新旧学派的变迁，另一方面，他称船山之学主要是哲学的。“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方向出发。”（７３９）

与梁启超同时的胡适认为船山是中国的尼采。当然，民国期间，最著名的哲学家与儒学家要数熊十力了，他的《心书》、《新唯识论》、《原儒》等书，莫不大讲船山。他说：在对人生认知之初，十分烦恼，后来“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阀，洙泗之薪传也。”（９８１）他在解释《张子正蒙·大心》之后一段小字说：“汉以下，有哲学天才者莫如横渠，船山。船山伟大，尤过横渠矣。其学问方面颇多，犹未免于粗耳。”（９９０）与熊十力同代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家哲学史（提纲）》也讲王夫之。称“王船山庄子解具有卓识高见，非其他注解可及者。”（１００２）

民国学者，除从哲学上认识船山外，主要从经学、史学、民族观上认识船山，而其它如伦理道德、宗教、经济、军事、美学、法学、文学、艺术、阶级、政治、教育等等则少有涉及。然而并非没有论及，只是远远不够而已。

民国之际，船山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武器，是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也是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武器。同时，某些学者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对比之际，盛赞船山学术之伟大，学习与研究船山，成了爱国主义的产物，成为抵抗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民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极为活跃的时期，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种种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之言论喷涌而出，船山思想得以升华。

三、解放以来的船山研究

１９４９年以来的船山研究经历了几起几落；但基本上是围绕政治需要展开的。六十年代之前的船山研究，除了继承民国以来分学科研究之外，要在与马列主义的理论及政治需要相结合，文革中更是为政治需要而塑造船山。

六十年代之前，船山研究基本上在哲学领域的唯物论、辩证法；而且注重于哲学范畴与哲学体系的分析。

首先有嵇文甫先生１９６２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论丛序言》，他自称在此之前的１９３５年就写作了《船山哲学》一书，提出船山哲学分为性理哲学与历史哲学两部分。所谓性理哲学，是天人、性命、体用、动静之类；嵇先生称为天人性命论；次则理势常变博约论，即理与势合，常与变合，动与静合，体与用合，博与约合。而他的历史哲学，指古今因革论，朝代交亡论、华夷分野论。他认为船山并未完全脱离天理论即神意史观。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用发展的眼光、相关性与整体性、客观的外在势力与偶然中的必然性。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船山哲学之一为唯器论，其二为唯用论；他说：“船山体用道器之辨，犹之此后习斋、东原绪人理气之辨也。”“唯船山主观化而渐得其原，其论尤精。”１０９８面他特别推崇船山论性最精之处，在日生日新之化言等等，对于船山的政治理想也有所论及。

另一位哲学大师就是冯友兰先生，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十九章，标题为“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说王夫之认为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是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对王夫之关于哲学上的“有”“无”、“动”“静”“形上”、“形下”，认识论，知行观、性与命、辩证法进行全面分析，还对船山的历史观进行了探讨，基本上将当代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与船山著作一一对应起来。

侯外庐的船山哲学提出一系列船山哲学范畴，诸如运动、变化、物质、实藏、思维与存在，也讲到道器、人性、认识能动性等等。基本上是以当代哲学上的重大问题来对应船山。

现代哲学大师如张岱年、任继愈与萧■父等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船山的哲学思想，如张岱年、任继愈两先生都讲船山的唯物论，张还认为要正确评价船山在认识史上的贡献。而任先生则认为：“王夫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方面都有所发明。”（１３２９）他认为船山提出了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理势合一论；

文革中的船山就是法家，文艺理论家。而哲学方面有辩证法、进化论、理势论与一分为二之类。萧■父则提出船山的矛盾观中有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思想，历史观中的理与势合一论等等。

四、争鸣——船山研究的新起点

船山学术研究上的分歧，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就船山是否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分成两派，可算是一场真正的学术之争。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１９５６年８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将王夫之列为第一个启蒙思想家。“夫之具有资本主义启蒙期的思想因素，对于中古不求徵知的烦琐哲学攻击不遗余力。”［１］

萧箑父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２００２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弁言》中说：传主是“极其丰富、思想博大渊深的一代启蒙大师。”

蔡尚思先生于１９８２年召开的国际船山学术研讨会后，写作了一篇提纲，（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从三点上认识船山，一称船山代表中小地主，是进步与保守并存；二、船山是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别的家；三、其思想价值方面，既肯定船山不是如某些所说的过分夸大船山。“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最大贡献而占重要地位的是：对于古代唯物主义的集成与对古代辩证法有所发展，起了进步作用。而他以反对清朝贵族的民族压迫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尊孔读经、以礼为中心，以君臣为大伦，同起义农民死不两立，则王氏与二曾（曾国藩兄弟）却完全相同。”（１２４４）因此，蔡先生否定船山是启蒙思想家，船山“不可能具有近代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因为只要是封建传统思想家，就不可能是启蒙思想家。”（１２５５）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船山不是启蒙思想家。“明代末年，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弱的萌芽。这种萌芽是不是在王船山的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呢？……我们不容易肯定他的思想与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少关系联。但他在接受传统的重家抑商的思想之余，也看到了商人的重要，同时更强调了金钱的功用。”“王船山生长在湖南内地，他的思想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１２５９——１２６０）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学者并不赞成此说。“在以往的学术论争中，著名的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无疑也值得效法。他认为，要全面理解船山的思想，就‘必须踏实于历史，遵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全面掌握有关王船山的事迹及其思想的资料。’由此，他排除干扰，始终将船山‘生平事迹’放在鼎革过程中去考察，进而结合王氏的著述实事求是地诠释，既肯定了船山在阐述阐发古代唯物论与民族观上的贡献，又指出其维护纲常礼教等主张的局限性，得出了‘王船山不是地主阶级反对派，更不代表市民思想，而是封建传统思想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为此书作序时，称其对船山思想做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２］

学术研究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没有学术争鸣，学术研究必定会走进死胡同。总观清末以来的船山研究，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微言大义式的章句之学，为我所用之风盛行，这种学风尚需从根本上加以改正。

参考文献：

以上括弧所引书目由船山全书编委会编，见《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年谱杂录·船山全书编辑记事》，岳麓书社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故仅于文中注明页码。

［１］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２］孟广林：《 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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