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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尚未摆脱速度型效益的盈利模式

发布时间:2021-02-22 15:23:47 阅读: 来源:电视厂家

中国尚未摆脱速度型效益的盈利模式

中国经济总体来讲,处在重大转折调整时期,宏观经济所发生的转折型变化对很多地区、很多产业都会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步发展趋势。

“只要经济增速达到10%以上,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会明显改善。但一旦经济增速低于8%,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将大幅度滑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在8月1日召开的2015宁波发展论坛主题报告会(夏季)上指出,从今年情况看,我国尚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速度型效益的盈利模式。当天,他做了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走势的演讲。  达到“五可目标”,增长速度不是重要问题

余斌说,中国经济总体来讲,处在重大转折调整时期,宏观经济所发生的转折型变化对很多地区、很多产业都会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步发展趋势。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余斌指出,从过去经济发展基本特征来看,中国经济运行具有典型的速度型效益,即效益取决于速度。只要经济增长达到10%以上,所有产业、行业、企业都会取得利润,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会明显改善;但一旦经济增长低于8%,很多行业又会出现全行业亏损,很多企业破产倒闭,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大幅度滑坡。  去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在9%左右,去年下半年增速下降到8%以下,今年以来增速在7%以下;效益方面,今年1至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负增长0.7%。  “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出现台阶式下降时,企业利润大幅度滑坡。从今年情况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速度型效益的盈利模式。”余斌指出。  他认为,当前应该树立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只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是改善的,速度高一点,高多少;低一点,低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达到‘五可’目标,即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防范、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只要达到这‘五可’,增长速度本身并不是重要问题。”  探索新增长点,一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余斌指出,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013年,城镇户均住宅超过1.05套;2014年,地方政府高负债难以为继,国务院出台43号文着手治理;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过去30年平均为GDP增速的两倍,回落至低于GDP增速,上述四大转折性变化及其叠加效应是近年来总需求增速持续收缩的主导性因素。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一直下降,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同时发生,如果仅仅只发生其中一个,我相信中国经济增速会到8%—9%以上。”在余斌看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是必然的,而且下降幅度会超出很多人预期。  他指出,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任务是力争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突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结束,原有动力逐步衰减,新的动力需要培养。  “经过30年的快速追赶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充满风险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探索、发现、培育新增长点过程中的作用。”余斌举例说,比如,宁波可能需要在若干个产业领域付出努力,但究竟哪个产业能快速成长,能够成为其下一个新的支柱产业,那不是政府说了算的,一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企业盲目投资,政府盲目拍板是肯定要付出代价的。  余斌说,过去地方政府全力抓大项目、抓招商引资就能实现快速发展,而现阶段,原有的利益机制被打破,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如何探索、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很多地方干部感到没有思路、缺少抓手。地方政府行为中“不想干”、“不敢干”和“不会干”并存,而且这种风气有向国有企业扩散的趋势。怎么办?唯有靠市场来解决。  余斌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阶段,由过去以物质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出现了增长阶段的转换,而这一转换的本质是实现供给、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后,需求侧增速在宏观管理下平稳回落,在结构升级中逐步接近新的均衡水平。但供给侧受高增长思维惯性、地方保护主义、银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因素影响,调整速度缓慢,与需求侧之间形成明显缺口,尤其是重化工业需求收缩力度大,产能过剩严重。  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  余斌说,由于大量过剩产能不能有效退出,供给大于需求,导致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价格大幅下降,PPI负增长。当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的时候,企业利润滑坡,然后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并通过占用资金提高贷款利率等渠道影响到其他行业正常发展,这是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效益弱化的根本原因。  “比如,这个企业本来要破产倒闭的,你非得活着,银行一看风险很高不愿意给你贷款,怎么办?开出20%的利息进行社会融资,你占用了整个社会的资金资源,提高了贷款边际利润水平,所以它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  余斌说,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结构调整的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的逐步消化,决定了经济运行将持续承压。积极引导市场预期、重视短期需求管理是必要的,可以延缓经济下行趋势,防止由减速恶化为失速,但需求扩张空间有限,代价高昂,有些措施副作用明显。  因此,在余斌看来,当前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升级,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同时,更加注重风险管控,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转型升级、提质促效的过程。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应该是设定标准,为劣势企业、过剩产能退出提供通道。”余斌指出。  如积极因素延续,预期目标有望实现  余斌表示,如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连续三个月回升、出口增长6月份单月实现正增长2%,上半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速等,这些积极因素能够延续,则三季度、四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将会有所缓解,全年预期目标有望实现。但考虑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希腊危机、超强的厄尔尼诺带来的灾害问题,特别是股市大幅下跌的后续效应,都可能对下半年经济运行形成一定冲击,仍考验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当余斌听说,目前宁波正在努力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阵时,他指出,过去三十年主要是通过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来推动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这个阶段已经结束。当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9.5%,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时,我们同样要探索中国服务业如何与国际接轨。  “目前国家在上海、天津、广州、福建设立了自贸区,探索的都是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就宁波来说,在第一轮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中,走在了全国前列,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城市地位。如果在新一轮以服务业对外开放为主的过程中,宁波落后了,那在全国的地位一定是下降的,离第一方阵将会越来越远,这是摆在宁波面前的一个大挑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面临着周边上海、杭州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宁波以探索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的精神,来探索服务业的开放。”余斌提醒说。  他建议,宁波的港口经济圈发展战略,可以借鉴、吸取美国纽约港的经验和教训;在服务业方面,宁波必须要发展为制造业服务的服务业,比如前端的研发设计、创新和后端的营销品牌等,要像深圳那样,集聚各类服务业的创新要素,才能推动制造业的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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